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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至今中国的治理结构还没有摆脱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悖论。

而且，无论自己的道理如何充分，许多场合下对方也多少总有一点道理，在伦理上，正当地位很难说是绝对的。在拥挤社会中，清晰地界定权利未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主张权利也可能是既不利人也不利己的事情。

也可以指社会结构的转型，即社会整体的结构状态转化，包括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心理状态、价值体系等多方面的变化。在这样的社会中，强势地位具有相当的脆弱性，于是人们不但要为自己的今天着想，还会为子孙的明天着想。传统中国人的生活并不是法治秩序下的，而是礼治下具有伦理性、互助性和互惠性的生活。过去几十年高速发展，城市化的成就尚且有限，中国到底能否走出一条如同欧美那样的城市化道路，基本消灭农村？这条道路需要多长时间？这些都是有所疑问的。匮乏往往是拥挤社会的重要特征，社会因匮乏而拥挤，因拥挤而匮乏。

生活样式与法治 中国是一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国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会面临文明和生活样式等方面的问题，而这种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很难解决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难以制度化，受各地具体情况的影响很大，其基本性的原则是商量办事，顾全大局，带有很大程度的主观性。谢鸿飞认为：中国民法中的美德，既体现了各国民法典的共识，也彰显了自己的特色：自由、公正、友爱、无私。

主合同（借款合同）有效，从合同（担保合同）本身无瑕疵的情况下，民间借贷中的担保合同也属有效。于无可适用之法规时，审判官应依习惯法。在英语国家里，法理学一词常被用作法哲学的同义词，并且总是用以概括法学领域的分支学科的。[42]这里的法理一词含义更为深刻，驾驭世间万物需要建立法度，治理国家必须以法理为基础。

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本人担任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主任时倡导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研究型课程，即生活中的法理，这门课程的目的是引导法学教师和学生从生活揭示法理，以法理透视生活。

法理学要概括出各个部门法及其运行的共同规律、共同特征、共同范畴，从而为部门法学提供指南，为法制建设提供理论服务。[121]李建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的说明，载《人民日报》2017年3月9日，第5版。[44]凡天下诸州断罪应申覆者，每年正月与吏部择使，取历任清勤、明识法理者，仍过中书门下定讫以闻，乃令分道巡覆。[81]郑成良、董进宇、霍存福：论依法治国之法理要义，《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4期，第57、60页。

制定法律法令，就是为了不让强者做什么事都横行霸道。1897年，康有为编《日本书目志》，其中第六卷法律门内列法理学目。德清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且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在官方、半官方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进行进一步阐述的时候，大量使用了本条规定具有法律和法理依据，既有法理依据，也有可操作性，根据民事诉讼法学关于诉之利益的法理……，从传统的民法理论以及现行担保法的规定来看……，……是缺少法律依据和有悖法理的，以民法理论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分类为基础，从法理上看……因此……，在本质上并无二致，两者应依相同的法理，……在法理上经得住推敲等等表述。

在西方一些人看来，法律应该像自然科学如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的公理、定则、规律或公式一样客观稳定，不以人的意志或情感为转移。也可以感受到法理在司法裁判中的魅力和神韵。

新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发表了数以千计的部门法哲学论文。7.法之价值 庞德指出：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无论在古代和近代世界里，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适用，都曾是法学家们的主要活动。

据《三国志》记载：汉献帝建安十九年，下诏置理曹掾，专理军队刑狱案件。[58]公私不可不明，法制不可不审。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改革开放后，针对这种情况，法学界展开了广泛讨论，加上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恢复，法学界形成了法学以法而不是以国家和法、更不是以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基本共识。第四，总体上看，我国法理学的法理意识还不够强，把法理作为法理学研究对象和中心主题的认识比较模糊，至今还没有形成理论自觉。[51] 总之，经过历史的积淀，传统中国的法理一词的内涵不断丰富完善，并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立法和司法实践。

原国际法律哲学和社会哲学协会主席、国际哲学学会副主席佩雷尔曼（C. Perelman ）把正义作为一种超级美德，指出：在所有有号召力的概念中，正义概念似乎是最伟大的、最有号召力的概念，正义，在各种名义下统治着世界自然、人类、科学、良心、逻辑、道德、政治、经济、政治学、历史、文学和艺术。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法治中国与法理中国是并行的，一个是制度创新，一个是理论建构，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与推进法理中国建设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洁。（一）法理学中心主题的法理化 法理学不仅重视以法理为研究对象，而且确立以法理为其中心主题。

[70]孙国华先生提出法是‘理与‘力的结合，所谓理，从法律的客观性方面看，是人们关于客观规律的某种程度的真理性认识，是科学上的理，此乃学理，哲理。3.司法裁判以法理增强其说理性 以法理作为审判理据，有数千年的传统，在现代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范式。因之，法官阐释法律时，应尽量合乎法理，乃属当然。法理学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通观历史，从横向和纵向全面地考察法律现象，要吸收比较法学和法史学的研究成果，尽可能了解和批判地借鉴国外法学的研究成果。

一个错案的负面影响足以摧毁九十九个公正裁判所积累起来的良好形象。四是法律体现社会良善价值，即保障人权，约束公权，公平正义，公开透明。

法治中国概念是对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中国法治建设的科学定位，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富的实践经验基础和强大的导向定位功能，构成我国法治建设新时期、新阶段的时代主题。而只是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一种处理方式。

正因为法理学研究的是一般法，所以，它也被法学家们称作法的一般理论。2.法理作为兜底性法律渊源 自古以来，法理都被视为法律渊源或补充渊源或最后适用的法源。

在日常的公共生活中，法理也成为具有辩证力、号召力、感染力的高频词，人们脱口而出有悖法理，法理就是法理，情理就是情理，法不容情等。Also See Alan Mabe, Editorial, Law and Philosophy, Volume 1, Issue 1, April 1982, p.2. [7]See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The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The Free Press, 1967, p.567.另参见张文显：《当代西方法哲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在中国历史文献中，早就有法理词语和概念，日本学者穗积陈重很可能是借用了汉语法理，加上一个学字，而有了法理学这一概念。[6] 英国法学家哈特对法哲学做出了很独特的解释：法哲学是关于法律的普遍本质的思考。

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熊?：‘南海争议仲裁：看看谁更讲法理，载《解放日报》2016年8月30日，第9版。

[61]（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2000年简体版，第2492页。[52]（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述赦》，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0页。

法治中国概念以其无可比拟的包容性、凝聚力、感召力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具有统合性、统领性的概念。法治不仅要合乎真理，还要合乎情理。